文明和國家起源研究是世界性的考古學研究課題，經過上百年的科學探索與研究，目前國際學術界都公認，在舊大陸存在著四大古老文明，即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黃河、長江流域的中華文明。但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蘇美爾文明最早形成，古埃及文明其次，哈拉帕文明再次，中華文明最晚。中華文明形成的時間，大多數國外學者認為是商代，部分認為是二里頭時期，也有極少數往前推至龍山時期，其認識與國內學者之間有著明顯的差距。

在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啟動之前，良渚遺址的考古工作已經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收獲。

1986年以來發掘了反山、瑤山、匯觀山貴族墓地和莫角山中心基址、塘山遺址，調查發現了135處遺址，構成了42平方公里的良渚遺址群。因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從事良渚文化研究的考古工作者也指出，良渚文化已進入文明時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為蘇秉琦、張忠培和嚴文明三位先生。他們根據最新的考古成果，認為中華文明形成的時間可提早到以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為代表的5000年以前。

蘇秉琦先生最早于1984年開始關注良渚文化的文明化程度問題，認為良渚文化處于五千年文明古國的黎明期，“良渚文化在中國古代文明史上，是個熠熠發光的社會實體”。20世紀90年代開始，蘇秉琦先生開始思考人類起源、農業起源和國家起源等大課題，并高度關注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這兩支玉文化，指出瑤山祭壇墓地的考古顯示當時已經出現神權、軍權集于一人的現象。蘇秉琦先生對文明起源和國家起源的論述集中于《中華文明起源新探》一書，書中指出“中國早在5000年前，已經產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駕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社會組織形式，這一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他于1985年提出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城鄉最初分化意義上的城和鎮）—古國（高于部落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三歷程說，隨后提出古國（“基于公社又凌駕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組織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國家，如紅山文化）—方國（比較成熟、比較發達、高級的國家，是產生大國的時代，距今四千年前后開始進入方國階段，包括良渚、夏家店下層和夏商周）—帝國（秦漢帝國）的三部曲說。

張忠培與嚴文明兩位先生大體同時開始涉足良渚文化社會考古方面的研究。1995年，張忠培先生提出良渚社會中，祀和戎已有專人從事并成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權力，由此可知良渚文化在距今5300-5200年已經進入到國家的階段，在良渚文化中，軍（王）權與神權并重，還未形成統一的政治實體，而是存在“眾多被不同權貴集團統管、具有國家性質的實體，或暫可稱之為方國”。1999年，張忠培先生論述了公元前3300-3200年，黃河、長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及西遼河流域的考古學文化格局，從父權家族的產生、社會分工與分化、聚落的分化、王權和神權的確立等方面指出當時以上幾個區域已經跨入“文明門檻”。1995年，嚴文明先生關注了良渚文化在陶器、玉器、漆器、絲織和稻作農業方面的成就，認為良渚文化的聚落可分為中心聚落（僅良渚一處）、次中心聚落（寺墩、福泉山等）和普通村落遺址三級，進而提出良渚文化的社會“是由少數集軍權、財權、神權于一身的貴族階級統治廣大民眾的階級社會”，“良渚文化已經進入了初級文明社會”。

張光直先生很早就涉足良渚文化的研究，與蘇秉琦先生大體同時。張光直先生寫于1993年的《古代中國考古學》第四版中文版自序中根據新出的資料，特別指出“從公元前3000年開始……各地的龍山時代，是中國歷史上階級社會和文明出現的時代”，并特別強調良渚文化已經具備了“相當的文明程度”，已經進入了階級社會和文明時代。

倫福儒先生對良渚文化的關注和研究相對較晚，但影響極大。2006-2007年良渚古城城墻得以確認，2009-2015年又確認了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使良渚古城遺址的面積擴大到100平方千米，此時國內學術界普遍公認良渚已經進入文明階段。倫福儒先生也是在這一階段開始關注良渚文化的，2013年他在阿爾伯特·雷基特（Albert Reckitt）考古講座時系統論述希臘基克拉迪文明克羅斯儀式中心及其典型遺物——交叉臂雕像時，聯想到良渚遺址及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遺物玉琮、玉璧，指出中國史前時期“精心雕刻的玉琮、玉璧成為主導的形式玉器，并通常被作為儀式物品隨葬于墓中”。

2013年8月底在中國召開了第一屆世界考古·上海論壇，以倫福儒先生為代表的70余位世界著名考古學家與會，良渚遺址被評為世界重要考古新發現，會上劉斌先生系統匯報了良渚古城的考古成果，會后考察了良渚遺址及良渚博物院，這次考察給倫福儒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15年12月中旬，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召開，會上王寧遠先生在分會場中匯報了良渚古城及其外圍水利系統的考古成果，倫福儒先生到會聆聽，12月16日倫福儒先生應大會邀請做了以《史前史的重要性：考古與人類生存狀態》為題的公眾考古講座，他對良渚遺址的考古工作做出了高度評價，并提到良渚可能已經進入國家和文明階段。2016年，享有世界聲譽的考古教材《考古學——理論、方法與實踐》第七版正式出版，倫福儒先生在該書第十五章《歷史與未來——如何保護遺產》中簡要介紹了良渚，指出“良渚是中國東南部新石器時代的一個城市中心（urban center），擁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文化遺產的價值，及一座優秀的新的博物館。”2017年3月21日，受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委會的邀請，再次考察良渚遺址并做了相關的講座（講座內容已經整理發表，參見倫福儒《世界早期復雜社會視野下的良渚古城》，《中國文化遺產》2017年3期）。在這次講座后，倫福儒先生及與劉斌先生一道開始構思并著手撰寫了《中國復雜社會的出現：以良渚為例》一文，該文中明確提到良渚是東亞最早的國家社會。

倫福儒先生對良渚認識深化的過程，與良渚古城申遺啟動和成功的過程大體同時。2013年正式啟動良渚古城遺址的申遺，2019年7月6日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填補了我國無新石器時代和早期文明時代世界文化遺產的缺憾。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標志著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國際學術界的認可，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正是在良渚、石家河、陶寺、石峁、二里頭等都邑性遺址和其他中心性聚落考古成果的基礎上，持續了20年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才得出了如下結論，“距今5300年到4000年期間，各地區的文明化進程都有了很大發展，國家和文明社會在中華大地上陸續出現”。

環太湖地區、西遼河地區、海岱地區、江漢地區、中原地區、北方地區、甘青地區等各大區系，在距今6000年開始進入文明化、城市化、復雜化加速發展的新時期，在距今5500年到4000年間，形成了許多強勢的文化和區域文明，如較早的廟底溝文化、凌家灘文化、紅山文化，稍晚的距今5000年前后的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大汶口文化，更晚的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石家河文化、龍山文化等。良渚文明是區域文明中的重要代表，其所處的公元前3000年前后，已有多個區域文明或強勢文化，如良渚、屈家嶺、大汶口、紅山、西王村、馬家窯等。鑒于良渚文化在追溯早期文明和國家中的重要引領作用及其對外造成的影響力，我們已指出，可以用良渚時代來指代整個中國距今5300-4300年的時間段。良渚時代上承廟底溝時代，下啟龍山時代，是中華大地上成熟文明和早期國家開始出現的時代，與古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哈拉帕文明處于同一時代。良渚已被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進入文明和早期國家階段，是見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規模最大、文明要素最齊全的都邑性遺址，從文化關系來說，大致同時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屈家嶺-石家河文化是與良渚文明并立的考古學文化，盡管目前來說文明要素齊備程度和城址規模上不如良渚，但也應進入了文明時代，這也是良渚申遺成功的一個重要意義。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良渚古城的考古工作也進入后申遺時代。2019年底，國家文物局正式批復了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課題，同時，國家重點研發計劃課題“長江流域文明進程研究”“中華文明起源進程中的生業、資源與技術研究”等課題也正式啟動，良渚古城遺址是這些國家級大課題的重要組成部分。良渚古城考古將在大課題的指引下，創新工作思路，在后申遺時代開展全新的考古工作。

石嶺頭-羊后山壩體與勞家頭關系及發掘部位

張家山發掘工作照

M106玉蟬

M106冠狀器

M106冠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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