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伊始，韓建業教授首先對“文明”、“中國””、“中華文明”等概念進行厘定。
“文明”是與“野蠻”相對立的狀態，其不僅包括發達的物質文化及復雜的社會形態，更應包含信仰、知識、修養、禮儀等精神文化特質。不同領域的前輩學人對此多有論及，但其觀點可謂迥異，如德國思想家恩格斯提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則認為“（文明）是持續存在于一系列經濟或社會之中，不易發生漸變的某種東西”，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指出“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觀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一個文明是一個最廣泛的文化實體”，中國學者馮時則對接中國傳統，取義《易傳》《尚書》，將“文明”定義為“人類以修養文德而彰明，而社會則得有制度的建設和禮儀的完善而彰明”。在此討論基礎上，韓建業教授認為可將“文明”定義為人類物質、精神和制度創造的的高階綜合體。
“中國”一詞最早見于西周青銅器，開始指“天下之中”，后指中原地區乃至于以漢族為主體建立的政權，辛亥革命后成為國家名稱，具有“文化中國”及“政治中國”的雙層含義。其中，“文化中國”指具有共性的文化共同體或文化圈，而“政治中國”則處于動態變化過程，即所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歷史時期，“文化中國”是“政治中國”分裂時期向往統一、統一時期維護統一的重要基礎。而韓建業教授本次講座的“早期中國”概念，即為文化意義上而非政治意義上的早期中國。

關于中華文明起源的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漸成熱潮，夏鼐、蘇秉琦、嚴文明等先生將目光投向廣義的新石器時代,先后提出“新石器時代末期或銅石并用時代的各種文明要素的起源和發展”“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發展已達到產生基于公社又凌駕于公社之上的高級組織形式”“探索中國文明起源自然要從公元前3500年開始”等啟發性論斷。隨著考古發現增多及研究成果的不斷推進，多數考古學家眼中中華文明起源的時間點，從距今4000年左右的龍山時代逐步提前至距今6000年左右的廟底溝時代，甚至將其上溯至距今8000年左右或更早。

基于此，韓建業教授指出，文化上早期中國的萌芽和中國文明開始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8000年以前，具體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在距今8000年以后的“裴李崗時代”，黃河、淮河流域的裴李崗文化、白家文化和雙墩文化，以及長江中下游和西遼河流域的跨湖橋文化、高廟文化、興隆洼文化等，均表現出較為先進和復雜的思想觀念、知識系統和社會形態，可視為中華文明起源的第一階段。恰于此時，或受地處中原的裴李崗文化對外強烈擴張影響，或通過在宗教祭祀、空間觀念等方面交流，長江中下游、西遼河流域與黃、淮河流域的考古學文化出現共性特征，進而形成文化上“早期中國”萌芽。進入距今6000年左右的“廟底溝時代”，早先形成的思想觀念和知識體系進一步發展，社會開始進入普遍復雜化過程，各區域逐步邁入前早期國家狀態，可視為中國文明起源的第二階段，文化上的“早期中國”正式形成。由此可知，早期中國大部分地區存在“多支”文化系統以及北方模式、中原模式、東方模式等多種子模式，最終演化成以黃河—長江—西遼河流域為主體、以黃河中游（或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一體”文化格局。距今5100年左右出現文明社會，中華文明正式形成，并經歷了從古國文明到王國文明的演進。

最后，韓教授總結道，早期中國文明在長達數千年的起源、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其精髓不斷錘煉沉淀，最終匯聚成六大文化基因：整體思維、天人合一；祖先崇拜、以人為本；追求秩序、穩定執中；有容乃大，和諧共存；勤勞堅毅，自強不息；以農為本、穩定內斂。這些文化基因與數卜、象數、觀象授時、天圓地方等文明特質匯聚交融、綿延至今，不僅奠定了夏商周三代乃至秦漢以后古代中國社會的文明基石，亦成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長盛不衰的根本所在。而“一元”的宇宙觀、倫理觀、歷史觀等核心思想觀念與文化基因，加之前文所述“多支”文化系統和“一體”文化格局，共同構成了中華文明“一元多支一體”的基本文化特征。這種超穩定的巨文化結構，既能保證主流傳統的長期延續又包羅萬象，與此相適應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稱之為“天下文明”模式。
講座結束后，韓建業老師與參會同學親切交流并合影留念。（文：柏秀穎　圖：呂佳玲）

（圖文轉自：“人大考古”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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